当民办教师那些年

作者：杨远辉

 中学毕业怎么办？这是当年摆在我们每个青年面前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中学毕业前，父亲准备让我去当兵，母亲打算让我去学医，而我却想回到农村，在广阔天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究竟何去何从？都未所知。

记得那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上午，天气异常寒冷，雪花漫天飞舞，不时钻进衣领，冰冷冰冷的。我们互助公社学校两个初中毕业班的同学，都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等侯班主任王明清老师发话。

   随着学校钟声的响起，王老师来到教室里对大家说道:同学们，你们通过三年的学习，圆满完成了学业，今天就要毕业了。你们是我们公社第一批有文化、有觉悟的中学毕业生，即将回到生养你们的山村，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中去，希望你们在农村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做一个划时代的新农民。然后，她发给我们盖有学校大红印章的中学《毕业证书》。

   走出教室，我们两个毕业班的一百多名同学，冒雪齐聚学校内操场进行毕业典礼，集合后听取万文舒校长的重要讲话……。

   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带着领导的嘱托和老师的期望，怀揣毕业证书，回到了老家，与父老乡亲们一道，在生产队长的统一安排下，重复着老一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比较原始的乡村生活。

   鉴于当时形势，大家没有继续升学的机会。在生产劳动第一线，有的同学入了党，成了生产队里搞科学实验(造土农药、搞苕尖越冬、防止红苕腐烂)的科学实验的骨干，有的在队里当了记工员或会计或队长，有的当了大队干部，而我却被公社学校安排做了本大队小学民办教师。父母的希望落空了，我的愿望也落空了。在集中到区上参加为期三天的民办教师短训后，走上了一条“教书育人，授业解惑”的道路。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两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后担任了大队小学行政组长，四年后兼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十年后兼任了大队长，后考录为国家公务员，家长和社员们都叫我“书记老师”。

    在那个年代，民办教师说是老师，实则是在生产队挣工分的社员。即周一至周六给学生上课，周日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当时的民办教师，都是由所在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评记工分，每天记十分工，每月记三百分工，每个劳动日值一般是一角至五角钱不等，并以此参加集体口粮分配，另外每月可领取5元钱的国家补助，这就是一个民办教师一个月的报酬。当然，我还要兼顾大队的领导工作。说是民办教师，实际就是一个教书的农民，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和劳动形式不一样。与我一道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本村民办教师先后有十多人。我们除了给学生传授书本知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要利用劳动课时间到学校农场给学生传授农业种植技术，或组织学生利用劳动课时间去扯青积肥搞勤工俭学(其经验在金石区全区交流)，或在农忙季节组织部分学生到附近生产队突击抢收。此外，农村“普六”、“普九”即普及小学六年义务教育和三年初中义务教育的任务也下达给了民办教师去完成。

   说实话，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条件真的很差，农村生活真的很穷，农民日子真的很苦，特别是多子女户的农民，根本没钱让子女上学，尽管当时每个学生每学期学费才两元钱左右。

   怎么办？公社学校要求年满七周岁及以上的适龄儿童必须百分之百的入学。上级把任务下达到大队小学，大队小学只有把任务分配到每个老师头上分头去做工作。于是，老师们全体出动，既包队又包户，不厌其烦地到适龄儿童家里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有的三番五次甚至天天上门做工作，直到适龄儿童上学为止。

    学生入学后，学额的巩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和棘手的事。适龄儿童入学后，老师还得注意教育教学方法，否则，学生中途流失了，老师不但要说原因，还要扣工分。这就要求老师们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教育教学方法，不然就会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有的还得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作中受到批评教育。

  在 那个全民办教育，村村办学校的时代，大队小学一般都有三至五个教学班和一个幼儿园班，学生都在一百人以上四百人以下，我家所在的大队不仅办起小学一至五年级五个班(完全小学)，还办了两个初中班和一个幼儿园。教室是泥土夯实的土墙、竹椽子、小青瓦，课桌凳是双人木质的。还有的大队小学设在寺庙里，课桌是两板土墙筑就，板凳是两块泥砖叠加并垫上一个草凳，冬天学生冻得发抖，条件十分简陋。那时任课的老师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民办教师，即挣工分的农民，人们称他们为“泥腿子”老师。

   就是这样一批“泥腿子”，他们拿起课本能上讲台，放下课本能参加生产劳动。白天要给学生授课，晚上还得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熬夜备课、批改学生的作业(国家每月发给每个老师一斤煤油指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时还分别协助大队和生产队写墙标(语)、崖标、办大批判专栏和学习园地、协助生产队办政治夜校和扫盲班、重大政治活动组织部分学生到田间地头做宣传工作等等。此外，他们还被要求参加各级各类大学、中师、中专函授学习并取得结业证或毕业证书，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他们成了当时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朝气的多面手，为党的教育事业和新农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们像蜡烛一样，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逝去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1979年，党的农村政策调整，实行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民办教师既要上好课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做好包产地，完成国家任务如农业税、定购粮油任务等，生活更加艰苦。所以我要说，那个年代工作最辛苦的是民办教师，生活最艰苦的是民办教师，最能吃苦耐劳的也是民办教师。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无私的默默奉献者，是最受农民和学生尊敬的老师，也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好在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党的政策的不断完善，正式民办教师都陆续转为了公办教师，他们才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有诗为证:

《民办教师心向党》

民办教师心向党，乡村教育铸辉煌。

扫盲脱盲当尖兵，普六普九勇担当。

青春年华在课堂，家庭事业两头忙。

授业解惑育新苗，责任道义未敢忘。

履职尽责站好岗，三尺讲台把剑亮。

精心授课勤学习，教书育人慨而康。

寒暑易节精神爽，无私奉献意未央。

蜡烛精神实可敬，人生路上谱华章。

作者简介:

      杨远辉，男，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退休干部(副县级)，四川省三台县人，住绵阳市涪城区。喜爱文学，系《半朵中文》作家。部分诗歌、散文、论文曾载于中国科协网、中国科协杂志、中国反邪教网、枫叶诗刊、《半朵中文》新文青、四川科协通讯、乡土文学、都市头条、今日头条、金榜头条、西蜀文学、琴泉文学等十多种网刊或杂志，并获全国诗词大赛一等奖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