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蒲辅周

作者：孙才杰

蒲辅周——在中国众多从事中医学的人耳里，绝对是一个如雷灌耳的名字。

蒲辅周是四川梓潼县人，周恩来总理保健医生。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集伤寒、温病学说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山村里的“名”医

1888年，蒲辅周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蒲家世代行医，在当地颇有口碑。因时常接济周边穷苦穷人，蒲家虽为名医，家境却甚是清贫。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

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1917年，蒲辅周在成都开业行医，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1927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1933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

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31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1936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1940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200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贴，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行医做人受人尊

蒲辅周青年时期，正是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常常见到贫病交集的患者。虽然自己倾囊相助，但毕竟力量有限，他和祖父商量说：“仅一家之力，如杯水车薪，难救一方之苦，不如集大家之力”。

一九三一年底，由蒲辅周出面，邀集了医界同人、仕绅共议，大家同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果真是众擎易举，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就这样成立了。 

施医药社把愿意参加免费诊断的医生排成班，按一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为病人诊病，这就叫“施医”。

在这段时间，他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工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当时人们有口皆碑，都称赞他说：“蒲老师医道高，仁道更高，真正做到了‘活人济世’啊！”

在成都行医时，他没有忘记帮助贫苦病人，他和泰山堂订好合同，由穷苦病人拿上专门的处方去抓药，帐记在他头上，定期由他前去结帐。几十年来，解决了不少病者无钱吃药的问题。

蒲辅周对劳苦大众热爱，而对豪门权贵却非常蔑视。一九三四年夏天，他拒绝留在大地主张某家治病。张某在当地无恶不作，欺压善良，蒲辅周对此人深恶痛绝。

到张家草草处了一方，并附语“宜清心寡欲”便立即准备返回。谁知张某却强行挽留说：“蒲老师您不能走！反正您在城里看病也是为了挣钱，住在这里，只为我一人看病，每天三个大洋，住多少天算多少天”。

毎天三个大洋，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张某满以为蒲辅周一定会十分满意地留下来。

谁知蒲辅周却回答说：“我生平在钱上面就不留意，城里很多病人来自四面八方，我不愿为你一人安乐而叫众人受苦！”张某再三强留，蒲辅周坚持要走。

张某叫人放出话来：“蒲某如果坚决要走，我在半路派几支枪把他赶回来！”在疾病面前丧魂落魄的张某，这时却暴露迅他那卑鄙凶残的面目。

蒲辅周冷笑一声对传话人说：“请转告张老爷，蒲某立即动身回城！”说罢拂袖而去。色厉内荏的张某，摄于社会舆论未敢贸然蠢动。

梓潼城西周家大院的周某，仗恃有钱，横行一方。一九三三年秋患疟疾，请蒲辅周诊治。蒲辅周提了个条件：来去都要轿子迎送。

其实，对穷苦人，再远他也是步行出诊。

蒲辅周说：“周某自恃有钱，骄横跋扈，一方为之侧目，我偏要煞煞他的威风！”周某出于无奈，只好用轿接送。 

—九五五年，蒲辅周奉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在去北京之前特地回到梓潼扫墓。就在他离开梓潼的前夕，县委宣传部长问他：“蒲老师，您走之后，家里还需要什么样照顾？”他回答说：“我一个普通医生，受到政府关怀信任，我感激不已，家里还需要什么照顾呢。”

事后特地告诫儿子蒲志孝说：“你留在家里，要发奋攻读，自食其力，决不能要国家照顾。” 

临走前，他送诊三日。就诊者塞门堵路。有病人对他说：“蒲老师，你真是神医呀！除了你，任何人都治不好我的病。”

蒲辅周正色说：“我是一个普通医生，并非神人，即是名医偶而诊治—两次，不一定切中病情，我不是名医，请你也不要迷信什么名医”。 

到研究院后，评定工资级别，中央给蒲辅周评的是二等一级，当时杜自明老先生说：“蒲老师以技术而论，应该是一等一级”。

蒲辅周立即止住杜老师，并说：“二等一级，我已感到受之有愧，千万不能再评高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在治疗石家庄和北京市的乙型脑炎中，成绩显著，领导上硬给他提了级。

事后，蒲辅周对同事说：“我们不能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地位、要待遇。我只有小小的一点成绩，领导就关怀备至，我只有尽力报效国家。”

治顽疾如烹小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药工作的道路并不平坦。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深，余云岫本人仍受器重（注：余云岫是民国时期力主废除中医药的始作俑者，若非全国中医界的奋力求生，中医则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了），而与其同气相求的卫生部领导王斌也说“中医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治疗的安慰作用”、“封建社会封建医”，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取消中医的措施。

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一种认为中医不科学的思潮，扭转一种思潮，并不容易。十年浩劫更提出“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一口号，实际上否定了中医药学自身的特色。在这一口号下，中医机构受到裁并，老中医人员下放；中医临床技术的发掘整理、抢救老中医经验等工作也落了空。正如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先生所说：“中医实际上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医事业遭到严重地摧残，造成中医的日趋衰落，中医药从业人员人数减少三分之一，全国中医医院从1960年的330所减少到129所，中医学院由21所减少到11所。

在这个事关中医存亡的生死之秋，中医的命运因蒲辅周一首方剂而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

当时，恰逢毛泽东染病发高热。毛泽东是不喜欢吃中药的，也从不找中医诊治。在治疗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是采用的西医的抗生素及解热等对症治疗手段。病情并不见好，反而呈加重趋势，接近昏迷状态。

当时所有的西医都已束手无策。有关部门在万般无奈时，只得求助中医。

在那个中医最困难的时期，给普通人看病都需要很谨慎，更何况是国家主席毛泽东看病了。得到有关部门的邀请后，蒲辅周来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摸完脉后，诊断出了此系阳明经证，开出了中医界治疗阳明经证的名方----白虎汤。

一副药后，毛泽东便热退神清，继续调理，不久便完全恢复健康。

毛泽东从此才开始对中医有了新的看法，大力推动中医的发展。这与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时的本意已是不一样了。　　　　　　　　　　　　　　　

事后，周总理曾称赞蒲老先生为：“高明的中医，又懂得辩证法。” 

西哈努克是中国的常客，他的身体健康一直是中国有关部门在负责。

一天，一辆轿车突然把蒲辅周和他的助手拉到漂亮而宽敞的前法国大使馆，蒲辅周健步进入西哈努克亲王的卧室。

此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处于半眠状态，忽见一鹤顶、银髯，戴黑框眼镜的长者出现，一惊而起，双手合十作礼。一旦说明来意，亲王喜上眉梢，连忙伸出手臂，请老大夫号脉。诊毕，蒲老问亲王欲思食何物，亲王答复想饮茶水。 

蒲老即令取当年“龙井”新茶叶三钱，水开后投茶，煮水两沸，取少量与饮即可。竟一针不扎，一药未留，施施而出。次日便有信息传至，西哈努克亲王已经起床活动，并索清淡食物，精神见旺。

弟子们询问其所以然，蒲老解释道：“亲王思劳成疾，烦躁、失眠、服药过多而不思饮食、便秘，其胃气大损。虽有虚热内蕴，但不可苦寒通下，否则胃气力竭。故以茶叶微寒、微苦、微甘，以醒胃悦脾。茶后既解除便秘，可见其脾胃升降枢机已得运转。又能入睡，醒后索食物即为阴阳已渐调和之证明……为医者，当知药物并非万能。世上之药虽多，也不能包治百病。服药过多，不但不能去病，反而会打乱自身气血的调和，形成‘药病’。”

蒲老提出“病愈复杂，用药愈精” ，这样才能药到病除。主张“用药要纯，最忌复杂，一方乱投一、二味不相干之药，即难见功” 。用药无的放矢，用量越大，其弊越深。

他认为药品难分贵贱，治好病就是好药。有一次，叶剑英元帅请蒲老看病。叶帅问蒲老：“有的大夫给病人开方，用鹿心这样贵重药，究竟鹿心与其它动物的心脏有什么区别？”蒲老答：“鹿心虽贵，医疗上也是以心补心，鹿心、羊心、猪心无大差异。鹿心久存腐败，吃了反而害人肠胃” 。

蒲老长期在农村行医，深谙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主张就地取材，尽量不花钱、少花钱，方便群众，以达到治病的目的。水牛角、黑羊角、韭菜、莲藕、鲜竹叶、鲜芦根、胡桃、猪板油等药物，一般医生较少用，但在农村，俯首皆是。蒲老常用它们来代替贵重药物治疗。在梓潼时，当地不少百姓患外感热病，肺胃津伤，烧热不退、烦渴等症，蒲老采用鲜芦根3两、鲜竹叶1两，适当加减，称“二鲜饮”来治疗，疗效好，且简、便、廉、验。

蒲老提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之用，应当中病辄止。须知药物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 。他认为药补不如食补。劝告人们多吃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少进膏梁厚味。膏梁厚味偏易酿浊生热，浊邪壅遏，滞涩营卫，反面会多生病。蒲老给周总理看病，曾建议总理每天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以增强脾胃功能，周总理按照蒲老意见做了，此事曾传为佳话。

振兴中医路漫漫

1975年，87岁的蒲辅周老先生离开了人世。在他去世前，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还嘱咐邓颖超前去看望蒲老。

1988年，是蒲辅周老先生去世100周年纪念日，有关方面在北京隆重举行蒲辅周诞辰100周年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卫生部长陈敏章、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陈绍武等出席会议并做了深切缅怀。

邓颖超也委托他人表达了自己对蒲老的怀念。

蒲老去世后，深得其真传的儿子蒲志孝继承了父亲的遗愿，致力于中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00年，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将李德生在西安病重，蒲志孝和女儿蒲永文被请到李德生病床前为其诊断。在仔细为李德生做了详细诊断后，蒲志孝为李德生开了非常简单的一剂处方。

处方开好后，在场的人都不相信这样的处方能治好李德生的病。最后，在大家抱着试一试的情况下将药煎出给李德生服了。

第二天，病情非常严重的李德生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并能开口说话了。所有人无不为蒲家中医神奇的效果而赞叹。

中医，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洋溢着祖辈们含辛茹苦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中医的存在，经历了无数中医同仁的薪火相传，才有了中医厚重的文化基础。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明确指出：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健康服务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迫切需要继承、发展、利用好中医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作用，造福人类健康。

为了响应国务院号召，挖掘并保护中医药文化珍贵遗产，四川才杰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得到蒲辅周儿子蒲志孝授权，准备以蒲辅周老先生的生平事迹为主线，拍摄制作大型电视连续剧《国医》（暂名），希望籍此推动中国中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